生物技术具有广阔应用前景，有助于解决食品短缺、疾病传播、环境污染等问题。但是生物技术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，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，在发展和应用过程中一旦失控，就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。生物技术滥用、病毒样本泄露、基因武器风险等问题，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，需要采取措施加强技术保障。

 

　　当前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，我国在生物技术研发上相对落后，在生物技术、产品和标准上有较大差距，生物安全原创技术少，优秀成果少，存在关键技术“卡脖子”现象等，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。生物安全涉及多学科、多领域，需要优化科技创新模式，通过政府引导投资、各类型企业融合，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。加大对生物安全领域的投入，引进高新技术人才，开展战略前瞻性研究，培育壮大生物安全科技企业，提升核心竞争力。实现生物样本数字化与安全存储、信息实时更新、快速检索、在线监控和安全传输。针对传染病疫情，及时建立病毒传播模型，为精准溯源提供支撑，加强预测技术，通过症状监测系统，有针对性地提高生物安全防御。加快提高技术研发实力，鼓励生物技术原创精神，努力创新、突破国外专利封锁，促进生物技术产业规范化发展，稳步推进生物技术安全有序应用，加强生物安全基础设施建设，不断提升抵御技术风险和外部威胁的能力。

 

 

　　生物技术是一项前沿科技，尚处于探索阶段，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。各种生物技术的出现，亦引发了相关科学伦理和安全性问题，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内在安全性引发人们的忧虑。随着生物技术研发能力的提高，相关技术的扩散和制造成本降低，生物安全问题日益凸显。因此，及早应对生物技术带来的科学伦理道德问题，防范生物技术误用、滥用和非道德应用，控制生物安全风险，已成为国际科学界和世界各国的共识。目前，美国、德国等国家均建立了国家层面的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，对相关科学伦理道德进行审查，以确保生物技术规范化发展。

 

　　对此，需从国家层面制定生物伦理审查标准，汇聚生物技术、医疗卫生、法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等方面专家，组建生物安全伦理审查委员会，建立完备的生物技术科学伦理道德审查机制，对各项新生物技术、新项目进行生物伦理安全评估，未雨绸缪做好安全防范工作。

 

 

　　生物安全保障需要走依法防控、依法治理之路，需要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。国际社会对生物安全立法工作一直十分重视，美国、欧盟等均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规。生物安全是全球性问题，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、加强合作，联合国通过了《禁止生物武器公约》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《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》等国际公约，我国已加入并作出承诺。显然，加快制定生物安全法，为建立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奠定基础，有利于我国履行国际承诺，与世界各国一道防范生物威胁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。

 

　　多年来，我国在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方面作出巨大努力，相继出台了若干法律法规和政策，比如传染病防治法、动物防疫法、野生动物保护法、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、植物检疫条例等，在各个领域起到了监管作用。但整体而言，我国生物安全法规较为分散，内容不完整，导致依法管理难度大。近年来，一些生物安全事件，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，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，凸显出我国构建完备生物安全法律体系的急迫性与重要性。2019年，生物安全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，该法统筹安全和发展两方面的要求，积极应对国家生物安全挑战，将国家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纳入法律。当下，我们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之中，更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生物安全问题与加速推进相关立法的重要性。加快生物安全立法进程，健全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，为生物安全管理提供更有利的法律支撑，实现依法防控、治理生物安全。

 

 

　　目前，全球性的生物恐怖活动和生物犯罪活动增多，国际生物科技研发活动的规范准则呈现碎片化、无序化趋势，潜在安全风险和利益冲突矛盾突出。我国在生物安全方面持续增加投入，已有初步成效，但在政策协调、组织人事等环节仍较为薄弱，生物安全防御体系不健全，抵御新型生物威胁的能力较差。同时，我国生物技术创新力不足，生物安全防范意识较弱，导致在国际生物安全规则制定方面话语权受限。

 

　　因而，我们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出发，倡导世界各国合作治理生物安全，联手打击全球生物安全犯罪活动。同时积极适应未来科技发展环境，加强生物安全智库战略研究和人才培养，抢抓国际战略话语权。引导和规范生物技术的研究应用，促进生物技术产业健康发展，防范潜在的危害和损失。并加快设立国家生物安全管理机构，归口、合并各细分机构，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机制，充分调动各方力量，明确各方责任，构建完整严密的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。

 

　　（作者：文倩，系河南农业大学教授、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）